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张化桥我为高利贷平反

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张化桥：我为高利贷平反

张化桥：1963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大学毕业后任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司，后任瑞银华宝证券公司董事总经理。2006年3月加入深圳控股任首席营运官。2009年任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现任万穗小额贷款公司董事长　　可能大家不知道投资银行，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一般要求投资的内部收益率超过25%，他们投资的形式是债权，股权还是可转换债。全球千千万万的银行对信用卡余额所收取的利率高达40%。全球的消费者贷款和微小企业贷款的利率都比银行基准利率高出好几倍。而大量的消费品以及医药企业的毛利率在70%以上！　　上述高利率和高回报率从来没有人抱怨，但我们中国人对高利贷的态度是鄙视或者敌视；甚至有些从业人员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放高利贷的。你想想，如果小企业主能够用10%的利率从银行取得足够的资金，他为什么要主动找小额贷款公司或典当行或民间借贷人，支付20%甚至更高的利率呢？难道他不懂算术吗？显然，在他所要求的时间和条件下，他完全不可能获得贷款，或者不可能获得比较好的贷款利率。我们的社会究竟是应该逼他们走投无路呢，还是给他们多一个选择呢？　　6月的某个深夜，在雷雨交加的广州，我急需从花都区的酒店赶到办公室取一份文件，虽然只有20分钟的车程，但是几个出租车司机都不愿出车。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一位小伙子帮忙，并付给他200元做报酬。他谢谢我。可是，我更谢谢他。　　在多数情况下，高利贷(小额贷款和典当行)就是这样的服务。宁波的王大伯下周嫁女，今天需要5000元添置家具和多买一些食品。某小额贷款公司在15分钟之内把钱借了给他。下周，王大伯收到礼金之后，归还了5300元。这家小额贷款公司一周内收到了6%的利息，年化利率高达百分之几百。或者，你问问王大伯为什么不找银行吧。你再问问王大伯作为一个消费者的体验：他感谢还是仇恨那家小额贷款公司？我们不要想当然，不要居高临下，指手画脚。还是问问被雪中送炭的人吧！　　假设这样一种情况：如果我们小额贷款的股东突然决定把所有的资金赠送给农户和小企业，那么，他们也就失去了继续为客户服务的本钱。如果小额贷款公司赚不到足够的利润，他们的股东们就会失去动力。这个行业就不会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几十年来，我国大量的支农资金、水利建设资金、西部大开发专项资金和中小企业扶持资金全部都走进了一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死胡同。政府曾经试图引进偿还机制，让资金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很遗憾，基本上都失败了。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没有带来一个自我造血机制呢？　　我们曾经鄙视农贸市场和在那里辛勤劳动的人们，甚至长期把他们当作阶级敌人。而他们只不过是凭借苦力挣一份诚实和干净的养家活口的钱而己，丝毫也不比干部、教授和工人卑贱。　　我们的银行这几年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重要性，也开始有点作为。但是，他们还做得很不够：民间贷款利率比官方利率高出5-7倍的事实足以证明银行做得太少，也足以说明社会的不公正。银行弯不下腰来，当中有公有制的原因，也有放贷成本的原因(他们的浪费实在惊人)，也说明了小额贷款的高风险。银行审查贷款不灵活，颇费周章，营业时间和地点也没有为小企业和农民着想。我们的银行长期受衙门作风的毒害，对顾客傲慢，对抵押品也有过于僵化的要求。所以在资金短缺时，小企业和农民受害最深。我父亲是个湖北农民，他每次走进信用社的大门，腿就发抖。他为什么害怕呢？　　近年来，虽然高利贷行业被媒体曝光不少，但行业的规模还是太小，原因在于监管制度太呆板，而根子在于人们对这个行业的歧视。2011年5月底，中国国内信贷余额为62万亿元。其中，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余额为3000多亿元，占0.5%；典当行的余额为1000多亿元，占0.16%；担保公司估计有300亿元不合规的贷款，占0.04%。这三类机构的贷款总和小于华夏银行的一半，或者只抵兴业银行的40%。　　小额贷款在贷款前的尽职调查时间一般很短，管理成本高(因为单笔贷款较小)，客户一般又没有抵押物或抵押物不足。但是，在政策上，他们受到了歧视性的待遇。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不能吸收存款，不能拆借资金，不能经办委托贷款，负债率又受到政府的极不公平的限制(小贷公司0.5倍，而典当行1倍，担保公司10倍，而银行10-20倍).　　古今中外，小贷公司和典当行都是很活跃的行业。而且，与大家的偏见相反，这个行业的繁荣并不以宏观调控(或者货币紧缩)为前提；即使在资金非常充足的2007年和2009年，高利贷也十分兴旺。在今天的美欧和日本也是如此。我坚信，我国政府和社会大众一定会看到小贷公司作为一个行业对扶持微小企业和三农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这个行业的成熟和形象的提升，政府会提高它们的负债率上限，也会降低税率而减少它们受外账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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